卢迈:改革没有容易事 路要靠自己创造

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,而是痛苦的调整,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——卢迈

  撰文|梁超

  “我年纪大了,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太准确”,72岁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,摘下了眼镜坐在摄像机前,开始了与8号楼的对话。

  在一个多小时的聊天中,卢迈语速不快,思维清晰,回答了十多个问题。在他的回答中,“农村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。或许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  卢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自己的身世,他的父亲在日本侵占上海后去到新加坡。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新加坡,全家颠沛流离。1947年3月,卢迈在新加坡出生。1948年,卢迈的父亲由于新加坡教师工会副主席的身份,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,并在1949年4月被驱逐出境,回到解放了的北京。10月卢迈的母亲带子女一起回国。

  自此之后,新中国的70年的变迁,他都是见证人、参与者、受益人。

  他的人生与共和国诸多重要节点联系在一起:“是归侨子女、老三届中的老高三、北大荒知青、工厂工人、77级大学生,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,经历了不少事情。”

  而80年代在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经历,让卢迈把此后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农村。

  1998年,51岁的卢迈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,至今已经是21个年头。

  在此期间,他和基金会筹办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,这是“两会”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,旨在“与世界对话,谋共同发展”,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、全球商界领袖、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,如今已经连续举办20届。

  除了高层的对话,他还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发展中,他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养育、营养、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问题。这些年,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山村农乡。对于农村地区的调研数据,他也是记得十分清楚。

  对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工作,卢迈曾经有一句总结,“一手联系社会上层,政府和企业界的精英,一手牵着最基层最穷困的人口”。

  在他看来,要想解决贫富差距,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,尤其是前1000天的教育,“社会公平不是赐予的,是你现在不做,将来就会有人来争的”。

  卢迈强调,基金会这20年的工作,做的不是“我给你解决一顿饭”的简单的慈善,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政府形成政策,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。

中国经济有亮点 经济增长包容性

  8号楼: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的主题是“贸易、开放与共享繁荣”,但是现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,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的企业要如何应对?

  卢迈:全球化发展到现在,可能是要出现一个转折。原来的供应链被打断,各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不一样,国内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,就会产生很多贸易摩擦。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。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,全球会出现新的不平衡。总得来讲,各国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,但是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扩大,引起其它方面的问题。所以,中国要做好在今后一段时间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,做好自己的工作,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
  我们这一次秋季的专题研讨会,讨论“贸易、开放和共享繁荣”。“共享繁荣”很大程度上还是说在国内要做到共享繁荣,各国解决自己的事情。中国国内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,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应该更多地注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,给更多人带来好处。这也是总书记现在反复强调的,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。

  我们要看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,但在准备论坛的过程中,我们也发现中国经济的亮点是很多的,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,而是痛苦的调整。过去就有学者主张“增长的速度不用太快”,比如周其仁教授。不要把货币供应量水龙头放得太宽,谁都可以说借着这个机会大的增长,日子很容易过,就没有调整的动力。国内面临着升级换代,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,同时债务方面也要再进一步地消减。在这种情况下,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大家都在中国这条船上,跑是没处跑的。我们接触一些企业,早点在科技方面下工夫去投入,现在已经在见到效果了。

  政府该做的事情也在做,比如说都市圈的发展、减税降费、农民工市民化这个过程、重视健康,这些都是现在经济的亮点。

  8号楼: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。您曾经说过,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交给您一项任务,要举办一个像达沃斯那样的国际论坛。2000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,如今20年快过去了,论坛实现了与全球对话的目标吗?在这个过程中,基金会、政府、企业、学界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,发挥什么样的作用?

  卢迈: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000年举办的时候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现在看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达沃斯的规模,但是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,使得各国,尤其是企业界,希望能够捕捉商机,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  我们的论坛主要是为了给企业界搭建平台。中国在当时刚刚加入WTO,也希望在招商引资方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。从政治上来讲,企业界本身也需要对中国有了解,在他们国内有所影响。从这些方面来讲,论坛起到了与世界对话、共同发展的作用。

  论坛的主体是企业,但是企业最看重的是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,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很重视论坛,或者是会见企业家,或者是在开幕式上来做主旨发言,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沟通效果。面对面地沟通,在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还是有它特殊的作用。

  学者也很重要,他能够帮助双方有一个更好的了解,可以把新的意识和观念带进来,也是很好的。

基金会不是“解决一顿饭”简单慈善

  8号楼:您说过,“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特点是,一手联系社会上层,政府和企业界的精英,一手牵着最基层最穷困的人口”,这种接天连地的工作,挑战和难点在哪里?

  卢迈: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很多富裕的企业和个人,他们愿意为社会做事。另外现在也有网上众筹,有些人也不一定是多富裕,但他愿意拿出几块钱,觉得“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,也有好处”。我们基金会的作用,一个是要把他们连接起来,另外就是要证明这样的帮助是有效的。我们做的不是“我给你解决一顿饭”的简单的慈善,我们是希望帮助政府形成政策,然后能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。

  今年是咱们国家70周年的大庆。我是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,1949年回国,所以国家的整个变迁,我们都是见证人、参与者、受益人。

  改革开放我们有幸上了大学,我在大学期间也入了党。在1982年我们组织了市场与流通研究组,参与了中央农研室许多调查,学了很多东西。80年代大概主要目标就是“要把经济体制调顺,要发展市场经济”。当时不叫市场经济,叫商品经济,但是目标是挺明确的: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,也要搞市场经济。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经济体制的改革,生产力能够得到解放,能有比较大的发展。我在工厂也做过,开始的时候是38块钱一个月,后来是42块钱一个月,作为我自己开销是够的。但是同车间同事有孩子的,那他会计算到最后:今天要发工资了,手里头大概还有几分钱、一毛钱这样的一个(情况)。生活还是平等,但是真的不富裕。所以,80年代就是要努力发展经济、改善生活,摆脱过去那种贫困、匮乏的状况。

  这种情况到了2000年,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应该说发生了很大改变。90年代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有3000多万、4000万人离开国有企业:下岗、转岗、提早退休。这个社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这是说企业的职工。

  农民呢?农村改革开放比较早,收入提高,在一开始,尤其是到1984年,收入增长快于城市,城乡差距有所缩小。但是这么多劳动力都限制在农村,都限制在种粮上显然不行。所以,一旦农民有了人身的自由,他们开始要寻找能够取得现金收入的这样的领域,一是办乡镇企业,一是外出务工,沿海地方主要是开办各种乡镇企业,贫困地方主要是外出务工。

  农民也付出了很大代价,我们不说沿海地方,因为这毕竟是少数嘛,上亿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,离开自己的孩子,来到城市里面来打工,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。

  如果计算农民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,他们先是贡献了粮食,接着他们外出打工贡献劳力,又接着贡献了土地。2000年以来,党中央还是很重视和谐社会、以人为本、构建社会保障体系,城市要反哺农村。这些都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: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要怎么进行社会改革。社会改革里怎么能够平衡城市与农村,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要能够协调发展。所以,在这个时间点上,我们一定会把社会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, 比如说我们几个发展报告研究的都是社会公平、反贫困、城市化、社会福利体系。

  我们也认识到光说还不够,2003年就提出儿童营养问题,2006年调查发现问题相当严重,尤其在农村和贫困地方。所以从2007年开始,我们在寄宿制学校里搞了“对照实验”,最终变成国家政策。

  我们想,把社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的,经济问题重要,我们也没放弃,但是更重要的需要有人来研究社会政策。通过研究和试点,来把握风险、积累数据、了解成本收益,基金会现在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作方法,而这个工作方法在中国特定的这种体制下非常有效。因为政府很重视,通过试点来形成政策建议,然后他们在上下互动的这个过程中,政府制定比较合理的政策,能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。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决策体系和决策步骤,才使我们基金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。

  我之前在中央农研室工作,推进改革、推进经济发展、制度建设,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。后边来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二十几年,在推动社会变革、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,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。

  我所说一手拉住上层,一手拉住底层,只是一个比喻。财富现在增多了,企业本身也有这样的意愿,他们要选择把钱花在哪个方面更好。而我们是把事情做好,做得更专业化,受到他们的欢迎。

  8号楼:您之前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过,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了深水区。您觉得目前的关键是什么?

  卢迈:过去就有这种形容,“好吃的肉吃过了,下边都要啃硬骨头”。

  改革从来没有容易的事情。以前财力不充分,农村工作会召开的时候都会请一些部委领导来,财政部来一位副部长,一句话“财政没钱”就把各省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怼回去,痛快得很,那就是现实。现在财力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,说的就是优先序的问题,方向是什么。现在争辩,一般人都在说改革市场化,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,究竟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,还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多种模式?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,恐怕不能够是奥地利学派的“政府不作为,都让市场做”,这个在现在不太现实的。

  政府做,做什么?怎么做?这里有多种的组合。这边说政府要少干预,但是那边说政府必须要做事情,就是说做哪些事,用什么方式做,怎么做。我们的决议也写得很好,要更好地发挥作用。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,这都是说中了要害的问题。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,但是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的上层建筑、我们的政府必须能够更好地工作。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并没完,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,现在也还没到非常清楚的地步。我们走到了这一步,给其它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示范。但是往下怎么走,光看欧美国家是没有结论的,我们自己必须创造。

农村振兴关键是要做软件 要做教育

  8号楼:建国70年,国家建设、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。但是我们也看到,中国的社会收入从刚开始的相对公平到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。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,会带来什么问题?要想遏制这种现象,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做?

  卢迈:如果继续这种情况是很危险。我们从文化革命以前成长起来,那会儿家庭收入不高,穿的衣服都是哥哥、姐姐剩下来的。那会儿精神上比较少焦虑,那会儿有时是因为斗争的压力,但是整体上看,人们并没有现在这样的焦虑。当下的焦虑一部分是因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: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,你会觉着有一种很大的压力,我怎么来规划我自己,怎么来规划我的家庭,怎么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。在这种情况下,生活的质量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  收入差距要缩小,各国都在谈这个问题。2013年发改委出过一个文件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文件,挺好的。现在回看,有些已经变成政策了:比如说农民工的户籍要解决、社保要全国统筹。

  当时的文件没有注意的是儿童。现在大家已经注意到了,孩子的头一千天是非常重要的,学前阶段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,不只是义务教育。

  但是人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,道理上都知道,但是他一旦坐在政府的角度上的时候,他就会有各种理由:财政有困难、执行起来有难处,或者是找个托辞,说质量重要。对最底层的人,如果对他们的状态无动于衷,不马上采取行动,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他们一天天在长大,错过了干预他们的敏感时期,错过了他们发育的早期,他人生的高度就会受到影响。之前,我在院里看见有一个农民工,拿电焊枪在焊接,气罐就放在旁边,他抽烟。我就说“小心点啊,别到时候爆了”。他说:“嗨,没事,命不值钱”。他这样的农民工,已经有技能,已经生活在城市了,但是他在观念上、在安全意识上,都完全没有。

  对现在社会底层的这部分人,他们也有权利接受学前教育和早期养育。我老是想不通,这个权利意识,我们有关部门的领导有没有呢?

  公平不是赐予的,公平是现在你不做,未来有人要争的。争取社会公平,一旦要出现一个大的不安定、不稳定,这是很大的社会代价,我们大概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所以,早一点投入,早期养育0-3岁和3-6岁的学前教育,一个孩子一年3000块钱就能够解决。我们现在对农村2000万儿童要不要更多一点投入?国外的经验都说明,如果早期孩子的养育不好,身体健康状况不会很好,劳动生产力会低。那么在这些情况下,他的文化程度也不会很高,因为他越学越困难。所以,挣钱能力不高,身体情况不好,等到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时候,整个社会能眼看着他们处在那种贫困状况吗?还是得救济。我们有必要等到那样的日子?还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早一点投入,把社会让它更公平,从起点上,从儿童早期就做起。

 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,司长也好,处长也好,不管你们在农村生活没生活过,到底层看一看。小孩子给他一个学前教育机会,给他一个早期养育机会,是什么样的变化,家长是怎么样的欢迎,然后农村的问题又是怎么严重,这个社会如果再分层,沉淀在最底层的是哪儿?就是贫困地区的农村。我们的口号是“让每个孩子都有阳光起点”,为了每个孩子的阳光起点,就必须做到“早教入户,学前进村”。我们是强烈呼吁教育部应该有一个村一级幼儿园的统计,把这个数据收集上来,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农村振兴需要干什么。农村振兴硬件要做,更关键的是要做软件,你要做教育。

  我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,我们回过头来看,不要后悔,不要觉着我们错过了这一批儿童他们发展的一个敏感关键时期。

我的中国梦:早教入户、学前进村

  8号楼:您写了一本书,叫《老百姓的中国梦》,里面写了一个个普通个体,当时您这个选择是基于什么?

  卢迈:总书记2012年在参观展览的时候讲到“中国梦”,他讲的应该是两个方面。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一个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、幸福生活。光讲一面不行,光讲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不行,它是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。

  人民现在是分层的,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也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书。不同的阶层,他们的要求、具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。中等收入群体关心子女教育,他会花钱去想办法把孩子培养好,甚至送出国,大家焦虑的是子女的幼儿园在哪儿上,甚至能不能有好老师。但是在低收入群体,有一个稳定的工作,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,然后自己身体健康,这是他们想的,老百姓的中国梦是政府特别需要观察的。

  这本书里的一百多个案例是按照不同的年龄段这样来划分,时代的特点特别清楚。按理说二十年是一代人,但是中国十年就是一代了。现在30后、40后、50后逐渐都退休,都是退出历史舞台了,我还在这儿挣扎着。我们那5个60后的案例里,就有2个是经历了下岗。其中一个他50多岁,现在再就业,另外一个觉得自己人生很失败。60年代的这些人,赶上文化革命,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,然后再走上工作岗位,又经过了国企改革、下岗,对这部分人要多关注点。往后看,70后、80后现在正当年,都在工作岗位上。90后他们是生活比较好,有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机会,或者是00后,他的考虑都跟以前的人不一样,要和他们沟通好,让他们能理解民族复兴和个体之间的关系,还需要做很多工作。

  老百姓的梦想很具体实际的:我的孩子希望能够上大学,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怎么样。我觉着领导应该看一看。

  主持人:您的中国梦是什么?

  卢迈:个人的梦想是会有变化的,我到了这个岁数,在基金会工作不知道还能有多长时间,我最希望能真正地做到“早教入户、学前进村”。如果能做到这个,我们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付出应该说都是值得的。

人物简介
卢迈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

卢迈的多个身份,与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要节点联系在一起:归侨子女、老三届中的老高三、北大荒知青、工厂工人、77级大学生。1985年,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,研究农村经济。1998年,卢迈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,已经21年。他常年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,因为“我们的根在那里”。

栏目介绍

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,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。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,也是最直观的见证者。他们对实现梦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,是国家70载文明进程的生动注脚。大发快三官方—UU快三分析、新浪科技共同推出“追梦人”专题,各行各业的精英企业家在这里分享与国家同行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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